“能不能和你谈一谈呢?我好累,帮帮我吧。”电话里拉蒙的声音沮丧而无助。
晚上,我们到山上的啤酒屋去吃饭。整个夏天一直到初秋,德国的啤酒屋总是最诱人的地方。特别是在德国南部,几乎每个城市乃至每一个小村庄都有自己的啤酒节和酒窖。夕阳下山的时候,周末假日,这里就聚满了人。一排排厚木制成的长桌长凳散落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蓝天白云,红瓦尖顶的民居点缀其间,冰凉的啤酒在陶制的酒杯里冒着泡沫,朋友家人谈着笑着,真是一种无以言传的享受。
而今天拉蒙望着我的是一双忧郁的眼睛。
“你知道,我没有人可以讲心里话。”拉蒙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我握住他的手鼓励他说下去。我知道,拉蒙是很男人的男人,他生活的宗旨是永远腰挺得直直的,头抬得高高的,永远不要示弱,他曾经这样告诉我说。我信,因为我认识的拉蒙就是这样一个人。
拉蒙是个美国大兵,或者说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大兵。
作为一个反战分子,特别是强烈反对美国霸权政治的我,不曾想到会和拉蒙成为朋友的。我们认识,因为他是我的舞蹈教师。拉蒙个子很高,是棕色皮肤的中美洲人,大而深的眼睛,匀称的身材。他的拉丁舞跳得真是一绝,热情洋溢,青春活泼。他要是带了合适的舞伴旋转起来,绝对令全场的舞迷都黯然失色。
最初我认识的拉蒙,就是这么一位轻松活跃,引人注目,在音乐的节奏里无忧无虑的人。
直到有一天,舞蹈课休息的间隙,我们坐在吧台旁边聊起来各自来德国的初衷。“哦,我本来是美国驻德国的大兵。”我手里的一杯鸡尾酒几乎打翻在地上。就在那一瞬间,不能自主的,拉蒙就在我的眼里一落千丈。
那会儿,正是美国积极制造舆论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时候。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各抒己见,一天比一天更紧锣密鼓地报导着战事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反战情绪激昂,时时有不同规模的反战游行爆发。义愤填膺,忧世忧民的的老一辈新一辈重新痛悔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力争避免战争,和平谈判。我觉得我是不屑和拉蒙谈战事的,因为他说“如果战争需要我,如果我被召唤,我会再一次扛枪上战场的。”
在我眼里,这是不折不扣的愚蠢。
当伊拉克战争真正打响的时候,我在美国。美国的电视新闻,就要“步调一致”得多。你听不到“充数的滥芋”可能会一不小心发出的不和谐音。你的感觉,就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打死萨达姆就不能解救全人类。因而,就是没有联合国,没有北约的支持,美国人和他忠实的英国夥伴也要坚定不移地发动这场拯救人类的正义战争。我绝对不是一个政治家,骨子里,也自觉不自觉地刻有“阶级”的烙印。既没有回天之力,又目不忍睹战争的鲜血淋淋,我只能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一心只读圣贤书。我拒绝了媒介。
再回到德国,才又一下子被重新卷进了政治的漩涡。美国联军初战受挫,布什政府竭尽全力争取早日结束战争。
拉蒙并没有去伊拉克。他还在当他的舞蹈教师。歌舞升平的夜总会里听不到渔阳鼙鼓。而拉蒙却不失时机的密切关注着战事。
有一次我们看新闻。画面上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将冲锋枪紧紧地抱在怀里,那种警觉和紧张清晰地写在脸上。拉蒙叹了口气说:“只有我才能理解他们内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