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大流行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仍然步履蹒跚，甚至面临硬着陆风险。在重重挑战之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弊端明显，仍在泥池中无法自拔。
在最新一期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8%，并警告，今年的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约有90%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出现下滑，尤其是欧元区和英国，预期增速分别只有0.8%和-0.3%，美国的增速预期也被调降至1.6%。
但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就已经陷入停滞。尽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但相较于21世纪增长率持续状态下应有的人均收入，富裕国家的本世纪人均收入下降了25%。事实证明，超低利率和各种刺激措施都未能有效提振经济。
富裕国家生病了。这是帝国理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与皇家统计学会的首席执行官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在《重启未来》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发达经济体的弊病有五大症状，除了停滞，还有不平等、不良竞争、脆弱和不真实。
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根源在哪儿？长期停滞是否不可避免？无形资产投资的趋势和挑战何在？中国的服务型经济如何更好发展？美国推动技术脱钩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针对这些问题，哈斯克尔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他同时也是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哈斯克尔认为，当前，很多国家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转变，从以物质为主转变为以思想、知识和关系为基础。但遗憾的是，经济所依赖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跟上转变的步伐。这使得无形资产的投资增长自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放缓。
他强调，关键问题是，无形资产具有特殊的经济属性，因此，必须调整制度以适应这些特性。比如，有些公司的资产难以用作贷款担保，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必须能够向其提供贷款。再比如，在无形资产投资蓬勃发展的人口密集区，还出现了关于规划和分区的异常纷争，这些不合适的制度亟需被完善。
富裕国家的经济生了什么病？
《21世纪》：你在书中指出，过去 20 年里，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一直令人失望。你能总结一下这些发达经济体的主要症状吗？
哈斯科尔：我们在书中指出发达经济体存在五个问题：
一是停滞。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相对于以前非常缓慢。低增长周期本身并不罕见，但目前的经济衰退长达15年，累积了非常大的影响。
二是不平等。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相当明显，有些国家的问题更加突出。整个世界的不平等有所减少，这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发展中国家一直在非常强劲地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有所上升。
三是脆弱性。发达经济体受到很多冲击，并因此坏事可能会发生，例如，新冠大流行、乌克兰危机等。
四是不良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命脉，竞争似乎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家在拼命让孩子进入最好的学校，在最好的公司找到最好的工作。很多人在抱怨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同时，也不得不加倍努力，以免落于人后。
五是虚假。人们将现代经济的很多内容视为不真实，尤其是服务业和IT经济，类似发展制造业、政府应采取更多措施促进制造业发展的想法一直深受选民的欢迎。
《21世纪》：此前，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曾警告，全球经济已进入长期停滞时代。你对此怎么看？
哈斯科尔：我部分同意他所说的。长期停滞的定义很难，但我认为他指出的是几个非常重要的趋势。一个是我们刚刚讨论的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率增长缓慢持续多年，将累积成非常困难的表现。另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是，过去40年中，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显著下降。也许40年前，国债的实际利率在4%至6%，但在大流行之前，它已降到零附近，低至0.5%。你可能认为，低利率会让企业有更大借贷动力，从而引起大量新投资的爆发，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长期停滞是否不可避免？
《21世纪》：在你看来，长期停滞的主要因素什么？
哈斯科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能很难有答案，但有三个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是高生产率增长只是历史的偶然事件，现在它已经结束了。工业革命推动了短暂的高生产率增长，之后的信息革命又加了一把火，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恰好进入了低生产率增长的历史时期。回顾历史数据就会发现，在工业革命前的几百年，英国几乎没有生产力增长。因此，如果以1000年的历史维度来看，生产力的高速增长是很不寻常的。这是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
第二种观点要乐观一些，认为这与技术相关。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弗森认为，新技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提高生产力，有一定的滞后期。举例来说，在20世纪10年代、2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铺设电网，但实际上，电力的应用需要20、30年才真正带来了高生产力增长。因此，有观点认为，移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革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提高生产力。
第三种观点可能介于两者之间。该观点认为，生产力增长确实需要很多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这是有原因的。当我们安装计算机并开始使用云系统、ChatGPT、人工智能后， 我们可以用它们完成工作，但我们必须对公司的其他资产进行大量共同投资。例如，我们必须重新设计公司的业务流程，以便人们愿意在那里工作，客户愿意使用那家公司。这些协同性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在书中谈论的无形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是没有秘诀的。一些公司尝试的业务流程是有效的，但另一些公司尝试的可能就是无效的。我们需要大量的发现实验来找出最好的业务流程，那需要很多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书中谈论的那种假设。
《21世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未来五年全球增长将保持在3%左右——这是自 1990年以来的最低中期增长预测，远低于过去二十年3.8%的平均水平。你怎么看？
哈斯科尔：世界上有两个生产力增长的来源：第一个是前沿经济体的增长。我会认为，这是由科学进步和新发明推动的，比如，新冠疫苗、计算机技术等，这些技术突破可能发生在美国，也可能在中国。第二个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追赶增长，即那些落后于创新前沿经济体的国家通过模仿实现快速增长，例如英国通过采用其他国家的技术实践、生产方式来实现增长。所以，3%的增长有一点点令人沮丧，我希望它会更高，因为我希望许多国家可以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追赶创新前沿国家。
无形资产投资自金融危机后放缓
《21世纪》：什么是无形经济？无形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哈斯科尔：这是描述经济结构在过去的30年如何变化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但也包括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过去常常更多投资于有形资产，例如建筑物、机器、计算机等，但现在却投资大量无形资产（如软件、数据、研发、设计、品牌、培训和业务流程），它们跟有形资产一样重要，为企业提供服务，但你看不到也摸不着。它可能是一个创意、一项研发，也可能是与供应商的关系，它对公司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可以重复使用它，就像厂房或机器一样。
以新冠疫苗为例，当我们研发出疫苗之后，我们需要使用厂房和机器来生产它，同时，我们必须制定出生产和分发方案，并且让人们对疫苗建立信心。这些业务流程和公司信誉都是无形资产。再比如，软件和数据也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比如银行的手机应用。此外，艺术原创也是重要的无形资产，例如版权、书籍、电影以及戏剧等，我想中国观众一定听说过来自英国的哈利·波特。
《21世纪》：为什么过去10年发达经济体的无形资产投资步伐放缓？
哈斯科尔：有意思的是，虽然经济正在向无形资产投资转变，但这个速度在金融危机后开始放缓。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这背后的原因，但有几个可能的解释：这可能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缺乏信心的结果，面对各种困难，它们对于无形资产投资更加谨慎。另一种可能性是，经济中的制度在有形世界中很有帮助，但在无形世界中可能不是很有帮助。例如，银行体系是被设计用来为可以提供实物担保的企业提供融资的，但银行很难为仅有电影剧本、品牌或创意的公司提供贷款。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放缓可能也与不合理的制度有关。
《21世纪》：大流行是否导致无形资产投资进一步放缓？怎么看疫情之后的趋势？
哈斯科尔：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显然，在大流行的高峰期，大多数经济体都处于停滞状态，各种投资活动基本都被冻结了。但当我们逐步走出疫情影响，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出现了无形资产投资的大热潮，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欧洲有一点点的增长，但不是很显著。鉴于新冠疫情的后续影响，我们可能看到经济更多向无形资产投资转变。例如，居家办公可能成为一种长期发展趋势，这不仅需要电脑等硬件条件，也需要很多无形投资。一方面，我们需要软件才能在家工作，确保数据和信息交换的安全。更广泛地说，企业也必须调整业务管理和人员管理流程。因此，我认为，新冠疫情可能带来了无形资产投资增长的机会。
不合理的制度阻碍无形经济发展
《21世纪》：你刚刚谈到，银行体系跟不上无形资产投资的需求。如何修复这些机构？
哈斯科尔：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银行在放贷时要求以有形资产为抵押，这样做是谨慎的。因此，我们需要让其他金融机构发展起来，为无形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例如风险投资。风投的模式是，在第一年借钱给无形资产公司后看一看他们的经营状况，如果公司表现不错再继续提供更多贷款，以此类推。这种分阶段提供借款的模式减轻了机构自身的风险，为无形资产投资提供了资金。但问题是，我们可能需要扩大风险投资的规模，才能支持无形经济的转型。
《21世纪》：在鼓励无形投资方面，哪些政策工具更为有效？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吗？股权投资比贷款更好吗？
哈斯科尔：股权投资更适合无形投资，因为无形资产公司很难提供银行要求的担保。就政策而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谁更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环境。某个经济体是否有很高的投资边际税？那可能财政政策更有效。或者，某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是不是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更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会更有效。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哪个政策更好。
《21世纪》：在你看来，相对于有形投资，货币政策如何影响无形资产？
哈斯科尔：让我简单地说两件事情。第一，无形资产投资对不确定性特别敏感。当企业家想要创业或想要扩大投资时，如果他们对前景感到不确定，就可能会暂停投资，直到不确定性被消除。因此，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政策确定性越高，人们越容易做生意。这对于无形投资来说尤为重要。
第二，回到关于银行贷款的问题。通常来说，货币政策的运作方式是，通过加息时，让银行贷款量减少，从而抑制经济活动过热。也许你会说，等一下，无形资产公司并没有从银行借到很多钱，因此，应该不受货币政策影响呀。但是，风险资本等金融机构在向无形资产密集型公司放贷时，必须更仔细地审查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以判断它们的运营财务状况。货币政策可能会通过影响利率而显著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公司可以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因此，货币政策对无形资产企业也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小型企业而言。
《21世纪》：你在书中说，“我们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看到的问题是，经济困在不可挽回的过去和无法实现的未来之间。”你能展开一点吗？
哈斯科尔：这有点回到我之前所说的，许多在有形经济中是有帮助的，但可能在无形经济中不是很有帮助。让我以规划立法来说明这一点。英国的许多城市对分区规划、新建筑建造有非常严格的限制，这阻碍了城市的发展。而无形资产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人与人的互动，这种关系的建立通常发生在人口众多的繁华城市。围绕哈利·波特的创意，不仅有书籍和剧本等想法，还有电影特效、剧场和舞台的设计。所有的这些互动更可能发生在大城市，那里不仅是软件设计师发挥创造力的地方，也是文案撰稿人、剧院设计师等人员会面的地方。所以，如果城市生活变得更难、更贵，就可能阻碍无形资产形成溢出效应和协同效应，造成创意的减少。回到你的问题，在过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想要通过规划和土地使用规则限制城市的发展，但现在我们需要明白，这样做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无形经济的发展需要开放与合作
《21世纪》：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去年开始加息。这是否意味着低利率时代结束？
哈斯科尔：如果看一下市场曲线就会发现，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是，利率将在中期下降。因此，市场预期利率可能不会回到之前的极低水平，而是回到比目前更低的水平，也就是新冠大流行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
《21世纪》：中国正在把发展服务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举措。在扩大无形资产投资、推动知识密集型经济发展方面，你对中国有何建议？
哈斯科尔：请让我先说明一点，制造业实际上也是对无形资产的密集使用。例如，英国的纺织中心实际上是无形资产密集型行业，我们的纺织品生产商已不再生产基础纺织品，而转向更复杂的产品，比如有防火处理的。我相信中国纺织生产商也在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工艺和更多的技术。正如你所暗示的那样，无形经济的转型大量发生在服务业，但我想指出的是，它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制造业。
回到你的问题，我有以下几个观点：第一，我们之前提到了城市。无形投资大量发生在城市，所以城市的规划政策和住房市场政策需要是友好的，允许人们能更容易搬到城市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第二，在欧洲，开放与无形投资有很大关系，比如贸易政策和市场开放等。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无形投资通常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市场上扩大规模。哈利波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整个世界似乎都喜欢这个创意，这种无形资产投资可以在很多市场上获得收益。第三，无形投资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以便找出人们喜欢什么，而这些试验意味着有赢有输，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动荡。我们要尽量缩小成功和失败的差距，比如提供社会保障、破产程序等，以减轻创业者的压力和失业者的损失。
《21世纪》：在我们谈论无形经济是大势所趋，数据、研发、科技等在发挥越来越大作用时，我们无法忽视中美关系这只“房间里的大象”。你如何看待中美技术脱钩或去风险化对全球无形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哈斯科尔：无形资产受益于与其他无形资产的结合，比如我们刚刚说过的受到世界欢迎的哈利·波特，以及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新冠疫苗。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开放越多、交流越多，越有利于无形资产的发展，不仅科学家需要充分合作才能推动技术进步，企业家也需要通过交流才能更好地完善流程、塑造自己的企业声誉。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多的贸易，那将更有利于无形资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