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美国政府债务——货币流动性盛宴将终结？
来源：智堡Wisburg
自疫情以来，货币当局支持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了一种主流。而伴随着的疫情压力的消褪与高通胀问题的浮现，各大主要经济体又出现了对这类政策进行“清算”的呼声。
在国内，经济学家在争论债务鸦片论；在日本，全球投资者因日央行的换届而开始担心收益率曲线控制的退出将冲击日本债市；在美国，债务上限成为了焦点；在欧元区，有国家的债务与预算已经偏离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限制的水平。
研究者对政府债务问题的“认识”通常总是局限于一些狭义的比值指标，比如赤字/GDP比率，债务/GDP比率就是比较流行的衡量政府债务情况的指标。一国政府指标的恶化通常伴随着该国行政部门倒向“财政重整”，遗憾的是，财政重整很难一帆风顺。
市面上总是充斥着许多无意义的有关政府债务的“渲染”，今天这篇文章我就想从美国的债务问题谈起，简单描绘出一位货币研究者看待政府债务的框架。
美国的债务负担
要理解一国的债务情况，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主权政府想要搞到钱，只可能通过两种方式。
第一是通过税收，货币资源经由税收通过本国居民和商业实体转移至财政部。
第二是通过债券发行，即通过支付利息来借入货币。
政府搞钱的目的是为了用于政府支出，而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出现赤字，反之则会出现盈余。出现了财政赤字，政府就需要通过债券融资来弥补资金缺口。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以及当前的一些关键债务指标。
关键信息
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处于持续的赤字状态（入不敷出），近六年赤字状况进一步恶化。
经年累月的赤字使得美国的债务/GDP比率持续恶化。
我们转向收支结构分析，寻找美国持续赤字的根源。
耶伦的努力
去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规模相较于2020年、2021年削减了一半，财政部长耶伦从收支两端入手做了很多努力：
在收入端，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是耶伦在战略层面试图通过设定全球最低税来逆转企业避税带来的税基损失，战术层面则有通过增强税收征缴力度来打击各类逃避税活动。2022财年政府收入上升了21%（历史第二高增速），其中个人所得税相比上年增长28.8%。全年财政收入从4万亿美元的水平上升到了接近5万亿美元。
在支出侧，疫情相关的开支正逐步消褪，可退抵税额、失业补助、小企业补助以及疫情纾解相关的开支大幅下降，从1.7万亿美元/年下降至4000亿美元/年。
可即便收入与支出端皆迎来实质改善，全年1.3万亿美元的赤字规模依然高于疫情前的不足1万亿美元。
无解的债务
在财政部的支出中，负担最大的部分是社保/医保这类“法定支出”。
请注意，美国财政部是其行政部门的财务代理，行政部门一旦通过了一些长期限的支出，那么财政部就必须支付款项，这是“法定义务”。
财政情况与债务状况恶化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行政部门自然倾向于向其国民提供各种各样的福利与货币利益，比如社保和医保这类“公共利益”。而行政部门又很难大幅开征税收，因为企业和居民的身份都是可以迁移的，且大幅增税的提案总是不受选民的欢迎。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债务上限”从来就不具备约束力的原因，因为债务只是一个“表”，无止境的债务发行背后实质是无止尽的“支出法案”这一“里”，限制不住财政支出的里子，债务上限只能被不停地上调来满足行政部门的支出欲望。
新的范式？
近一年来，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非常凌厉，市场中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货币流动性的盛宴就此终结了，高通胀时代来临会迫使央行长期保持紧缩。
但笔者认为，除非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融资模式被改变，央行政策事实上很难独立转向，因为财政的资金需求总是会逼迫央行提供宽裕的流动性。
换言之，美国赤字状况的改善决定了货币政策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周期内保持紧缩，如果美国政府转向盈余，那么赤字融资的流动性需求自然会下降。反之，则必然会重新走回2019年时的老路，即财政的资金需求迫使联储终结紧缩，开启“准备金管理目标的资产购买”（实质就是QE）。
新财年的前四个月，美国政府又积累了近5000亿的赤字，国防与债务利息的开支又在增长，这意味着除非美国政府可以大幅提高税收的同时下手削减本国的福利开支，不然我们就不能过早地预测货币-财政模式的“范式转换”。
与此同时，财政赤字的支持与货币宽松的支持同时消褪，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的流动性引擎只能倚仗银行体系的信贷流动性。而一旦信贷宽松开始消退，那么行政当局很有可能将面对经济衰退的麻烦。
选择出清就意味着承担政权风险。
小结
当我们在谈论债务与负债的时候，要谨记Liability还有“义务”与“责任”的含义，支持政府债务的削减，实际上就必须卸下政府的一些“义务”和“责任”。如果你在支持减税和提供高额政府福利的同时还试图敦促政府削减债务甚至追求盈余，那显然是矛盾的。但反过来，政府同样不希望卸下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来追求整体性的债务去杠杆，因为政府债务的“清偿”以及货币的“收缩”实质也就对应着政府权力的收缩。
你都不是债务人了，那何来的债权人？
消息称高盛等有意收购赛百味据知情人士称，高盛集团资产管理部门和贝恩资本等有意收购美国三明治连锁店赛百味。
消息人士称，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和贝恩资本，以及私募股权公司TDR Capital和TPG，已经提出了对赛百味的指示性要约。
今年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总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赛百味正在探索一项潜在的出售，该公司的估值可能超过100亿美元。其在100多个国家拥有约37000家分店，是全球最大的快餐连锁餐厅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中原银行董事长徐诺金：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税收政策“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根基，只有服务好实体经济，互促共进、相辅相成，才能真正发挥金融‘稳定器’‘助推器’作用，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中原银行董事长徐诺金在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全国两会，徐诺金拟提交关于建立健全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完善银行业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建议，为金融更好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存款保险坚决不能做“付款箱”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这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防线之一。在徐诺金看来，存款保险坚决不能做“付款箱”，必须有一系列风险防范、化解、处置的必要职责和措施。
徐诺金建议，有必要总结我国实践经验教训，借鉴国际成熟实践，以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为专业处置主体，开创一条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市场化、法治化金融风险处置机制，实现金融机构风险常态化处置，严肃市场纪律、防范道德风险，助力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
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税收政策
如今，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被摆在重要位置。徐诺金表示，对于中小银行来说，需要警惕三方面潜在风险：一是经营模式过于粗放；二是业务结构不够合理；三是资产投放显著受限。“中小银行近年来普遍感受到‘资产荒’，如何找到收益合适、风险可控的资产，来覆盖负债端的融资成本，是中小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防范风险的同时，银行业正在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但也面临着现实困难。徐诺金表示，从实际操作来看，银行业仍然面临一些痛点，特别是过高的税负承担，加重了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负担，制约了处置力度和进程。
徐诺金建议，应进一步完善不良资产处置的相关税收政策，推动银行业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牢牢夯实金融安全，以轻装上阵的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向好发展。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社会诚信体系是建设良好营商环境的基石，对于营造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徐诺金向记者表示，我国诚信体系建设亟待进一步完善，当前，宏观层面的负面影响虽已逐步消弭，但在微观层面，企业假借破产手段等逃废银行债务相关问题仍亟待解决。
“近年来发生的河南能化集团事件、城投债事件、房地产停贷及境外债违约事件等，无不因诚信问题而起，由此引发不良贷款大幅上升、正常融资需求受限、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停滞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破坏了银企互信关系，更是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冲击。”徐诺金坦言。
徐诺金建议，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更好地优化金融生态，以金融改革激发创新发展动能，以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
2月20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3例（上海27例，广东20例，北京9例，广西5例，四川5例，福建3例，天津1例，江苏1例，重庆1例，甘肃1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3例，四川2例，江苏1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71例（内蒙古32例，其中呼和浩特市30例、包头市1例、巴彦淖尔市1例；江苏11例，其中苏州市10例、无锡市1例；辽宁7例，均在葫芦岛市；广东6例，均在深圳市；山西5例，均在晋中市；四川4例，均在成都市；云南4例，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例；黑龙江2例，均在鸡西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云南3例，内蒙古1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39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83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确诊病例1347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589例，无死亡病例。截至2月20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724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0149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785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58245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79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