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面着力促进低空经济发展
低空经济既承继了传统通用航空业态,又融合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新型低空生产服务方式,依赖信息化、数字化管理技术赋能,形成了一种容纳并推动多领域协调发展的极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综合经济形态。发展低空经济,有利于拓展市场、扩大内需;有利于推动创新、丰富供给;有利于打通隔阻、促进融合。低空经济把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生态、普通特色定制等联在一起,能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是推进全面现代化的坚实力量。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强调要“释放通用航空的消费潜力”。在新的形势下,应当高度重视培育低空经济,着力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以通用航空为主体的低空经济稳步发展,成果丰硕。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低空经济后,契合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节拍,全国许多地区“向天发展”的热情进一步高涨。湖南、江西、安徽、四川、海南五省开展了试点,城市空中交通(UAM)、先进空中交通(AAM)、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等新的应用场景陆续拓展、航空器与各类产业的融合加快推进。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传统通航企业599家,在册航空器3018架,在册通用机场370个;全年共完成飞行117.8万小时,比上年增长19.8%。无人机运营企业1.27万家,全行业注册83.2万架,无人机数量比2020年增长60.9%;无人机实时飞行约3.86亿架次,飞行时长约1668.9万小时。将这种发展势头与我国14亿人的庞大市场和向全面现代化挺进的伟大转变联系起来,可以肯定,低空经济发展空间广阔、前途光明。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低空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虽然无人机产业在全球具有领先优势,但传统通航产业却落后于发达国家。当前低空经济存在着产业链条较短、高新技术支撑能力不足、开放合作程度不高等问题,必须从基础环节入手,立足于补短板、固长板实行系统创新,加快实现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说,应当着力抓好如下五个主要方面:
第一,加强政策法规支撑。良好的政策法规体系是低空经济快速发展、健康运行的有力保障。目前这方面的基础较为薄弱,应树立系统思维统筹谋划,突出重点一体构建。一是抓紧制定低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分阶段对低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务、操作方式、政策举措等做出顶层设计,并细分工作事项,明确责任主体。二是探索建立支持低空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从实际出发,对特殊区域和特定事项实施必要的财政、金融、土地、准入等政策优惠,同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打造共性技术平台等多种途径支撑低空经济发展。三是围绕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安全运行等主要事项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法规体系,保障各方合法权益、遏制各种不良行为,当前应抓紧出台无人机管理法规。四是健全低空经济发展的统计体系,加强对投入、产出、盈利等主要指标的监测分析,及时发现问题、总结成效,为制定科学有效的政策提供良好基础。
第二,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低空基础设施是各类低空经济活动特别是低空飞行活动的关键载体,应着眼于便捷、智能加以拓展提升。当前低空基础设施的主体是通用机场。在数量上,我国通用机场已超过运输机场,但仍不能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要在“扩数量、提质量”上一并下功夫。应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显著增加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通用机场数量。目前这三类城市的通用机场数量只占全国226个跑道型通用机场的25%。与此同时,应强化现代技术赋能,提升通用机场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优化服务品类,提升管理效率。此外,还应通过统筹规划、统一建设、协同融资及推行简易化跑道等举措,降低通用机场的建设费用。我国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应用场景迅速拓展,应合理规划布局,结合通用机场建设和其他适宜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综合性、智能化、集成型的无人机起降场所和服务基地。
第三,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是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应统筹发展与安全、政府与市场、自主与开放等关系,着眼于激发能量、拓展市场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一是进一步优化低空管理体制,促进空域资源的高效利用。二是进一步健全低空服务体系,提高低空经济活动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三是进一步提高开放合作水平,有效利用国际市场。推动构建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规则、规制、管理,深化与国外相关机构、企业在资源、技术、标准、项目等方面的互利合作,提升中国在全球低空经济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打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第四,强化市场开发力度。市场状况决定着低空经济的前途命运。目前我国低空经济市场比较窄小,既有体制机制不顺的缘由,也有开发拓展不足的成因。应在推进体制创新的基础上,从供给与需求两端入手,以产业拓展、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为着力点,不断开拓低空经济的发展空间。在供给侧方面,一是要大力推动航空器与各种产业形态加快融合,逐渐使“低空+”成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基本内容;二是要持续延展产业链条,实现低空制造产业、低空飞行产业、低空保障产业、低空综合服务产业等的同举并发;三是契合收入增长和消费升级的进程,不断拓展新兴产业、特色产业与服务;四是跟踪研判新的技术革命、前沿应用场景塑造等对低空产业发展的引导趋势,提前进行市场布局。在当前,应积极促进低空物流、低空游览、短途运输、私人飞行等业态发展,强化应急、医疗、政务等领域的低空服务。在需求侧方面,一是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机构与普通人群低空经济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意识或参与欲望;二是降低消费门槛,消除不合理限制,不断优化低空产品与服务消费的政策环境;三是丰富营销手段,增强特色化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不断提升消费者的获得感与舒适性。
第五,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先进技术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撑。当前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不够坚实,不少环节存在“卡脖子”状况。要着眼于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进科技攻关,以创新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努力掌握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一方面,积极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积聚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逐步解决通用航空器整机和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问题。在这方面,既要坚持自立自强,也要积极推进开放合作,运用适宜的途径引进专利和技术。另一方面,把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发展的比较优势。无人机是低空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目前我国在无人机领域已处于领先地位,我们需要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巩固提升领先优势。科技创新还应致力于促进低空经济绿色发展。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是国际大势,更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实现低空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也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激发消费欲望。要加快推动纯电动、油电混用飞机制造及在低空领域的全面运用,实施通用机场节能降碳改造,推动无人机对燃油类有人机的替代。与此同时,注重低空绿色标准研制,为通用机场建设、电动航空器制造、航油生产与使用、无人机发展、低空短途运输等领域提供行业标准支撑。多管齐下,不断提升低空领域绿色发展的质量与水平。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他们能否给予企业家具体的经营指导,而在于他们能否给社会提供一种适合企业家生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秩序维度和观念。
春节假期,我无意中刷到一条视频。从画质来看,这应该是条颇有些年份的视频了。视频中,著名企业家马云,化身愤世嫉俗的“老炮儿”,以成功企业家的身份自恃,启动了火力全开模式,对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大加挞伐。
视频中,他说,“听经济学家对未来经济怎么看,我觉得特别悲哀。我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听政府,去考虑经济未来的时候,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他笃定地说,“我还没发现有企业家,听了经济学家的号召发了财的。但听了经济学家的发言,破了产的人倒是很多。”
整个过程,他声情并茂,酣畅淋漓。但仍然需要指出的是,马云显然对经济学家这一职业,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正因为他缺乏必要的了解,进而导致他对经济学家这一群体,充满了偏见和误解。
马云所不了解的是,经济学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他们能否给予企业家具体的经营指导,事实上经济学家给不了(也不应该给)企业家具体的经营指导,而在于他们能否给社会提供一种适合企业家生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秩序维度和观念。
譬如,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就从来没有给任何企业提供过具体的经营指导。他只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如下事实:
首先,劳动生产力最大的进步源于分工,分工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分工并不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是人类谋取私利的产物。他在《国富论》一书里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吃的用的穿的,并非来自于屠夫、纺织工、酿酒师、面包师的恩惠,而是他们为了谋取利益的产物”。同时,他还提及,分工后人们会将自己的剩余产品拿去与别人交换,来满足个人需求,从而形成贸易与市场。然后由此产生用于交换的媒介,也就是货币,而参与交换的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也成为商业社会,国家财富也从中积累起来。简而言之就是,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其次,他提出资本累积是进行大量分工的必备要素之一。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材料,在这之前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
再次,他还告诉人们,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调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分配,能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导致商品生产者优胜劣汰。斯密认为,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有独到的优势和魔力。
此外,亚当·斯密在其分工论的基础上,再结合绝对优势论,批判了贸易的重商主义观,认为国际分工、自由贸易,才是国家间经济交易的最优政策。他提倡自由贸易政策取代限制贸易的做法。他相信,通过国际产业分工、自由贸易,每个国家都能专业化生产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比其他国家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同时进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劣势(比其他国家生产效率更低)的产品。
由此可见,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是给了某位企业家具体的经营指导,而是创立了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体系。这一学说体系,彻底否定和批判了重商主义,总结了当时先进生产方式(工场手工业)的基本经验,吸收了前人的思想成果,提出了比较系统和完备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以公私利益协调论为支柱的市场经济论,和以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为主要诉求的政策主张。这套理论和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而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内,斯密的《国富论》一直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也正是基于此,英国人从来都是将经济学家斯密与科学原理之父牛顿、工业技术之父瓦特相提并论。在英国人看来,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人才群体,对英国的崛起发挥了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
马云之所以会对经济学家产生如此大的误解,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如下偏见。在前述视频中,他提到“企业家是对未来有兴趣,经济学家对昨天有兴趣。”所以,在他看来,“让一个对昨天有兴趣的人去判断未来,这是悲哀。”现在的问题是,看过去就不能展望未来?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美国之所以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于英国的道路,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的研究成果。他是一位研究过去的海权历史学家。从他的三部主要著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的书名,就知道这都是关于历史、关于过去的。但事实是,这些著作更是关于未来的(相对于当时而言)。
正是基于上述历史研究,马汉得出结论,英国那种大量占领殖民地的模式走不通,因为太费成本了。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上,殖民地的管理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也会牵扯大量行政资源;在安全上,大片的殖民地必须由军队提供保卫,而且容易引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他据此得出结论:此路不通,美国的未来必须得走一条低成本的海权之路。美国坚守百年的基本国策——一种有别于英国模式,不要殖民地,只要据点,以确保美国商品可自由进入他国的新帝国形态,就此应运而生。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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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产业向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转自:中工网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赵昂
春节假期刚刚过去,今年各大平台的年货消费数据也陆续出炉。一个很明显的消费现象是,宠物相关的年货搜索量大增,从宠物年夜饭、宠物洗护用品到宠物新衣服不一而足,带“毛孩子”回家过年,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城镇宠物狗和宠物猫的总数就已经超过1.12亿只,城镇宠物猫和宠物狗的消费市场规模达到2490亿元。
庞大的宠物市场崛起,是有着其经济背景的。一般认为,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8000美元之间时,宠物行业就会快速发展,而我国人均GDP早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带来宠物消费的需求,加之多子女家庭比例上升,人口老龄化趋势出现,以及家庭平均人口下降,宠物可以为孩童、老年人、年轻夫妻以及单身群体提供情感陪伴。
而宠物产业链也覆盖较多细分产业,从宠物诊疗、训练、用品,食物、保健、寄养到运输等不一而足,行业规模较大,并涉及其他衍生行业。
正因如此,一些投资者认为,宠物行业未来会有很大的增量空间。毕竟,仅以宠物总数来看,我国养宠渗透率并不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近年来,宠物产业受到较高关注。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现有38.2万余家宠物用品企业,近五年来(2018~2022年)年度注册平均增速高达34.9%。
但是,受城镇人口密度和住房建筑结构的影响,我国城镇家庭的养宠渗透率也不可能完全与发达国家相比,而且养宠也多以小型化为主。这就意味着,不能过高估计宠物总数的未来增量,而是看重消费总量的上涨,随着收入提升,消费者会愿意为单只宠物付出更高消费。另外,宠物饲主也会因为养宠物而形成线上或线下的社交群体,这一群体会产生类似的消费需求和倾向。
这就意味着,未来宠物饲主的消费需求,将是更加专业化个性化的,市场也将更加精准细分,并由此形成新的宠物消费理念。举个例子,同样是狗粮,不同品种、不同体质、不同年龄的宠物需求是不一样的,辅食就更加丰富了。
“毛孩子”有大市场。面对更加专业化且细分化市场,宠物行业企业不仅要更加专业化,也需要品牌化,形成头部企业引领行业,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产业链的集中化和集群化发展态势,而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方面也应尽快完善宠物行业产品和服务的相关标准,促使产业转型升级。而能否有企业,在宠物产业上构建起“从摇篮到墓地”的一系列服务,也是值得期待的。
2月20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4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73例(上海27例,广东20例,北京9例,广西5例,四川5例,福建3例,天津1例,江苏1例,重庆1例,甘肃1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广东3例,四川2例,江苏1例,广西1例);本土病例71例(内蒙古32例,其中呼和浩特市30例、包头市1例、巴彦淖尔市1例;江苏11例,其中苏州市10例、无锡市1例;辽宁7例,均在葫芦岛市;广东6例,均在深圳市;山西5例,均在晋中市;四川4例,均在成都市;云南4例,其中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例、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例;黑龙江2例,均在鸡西市),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云南3例,内蒙古1例,江苏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3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4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1039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增加3例。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83例(其中重症病例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确诊病例13472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589例,无死亡病例。截至2月20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724例(其中重症病例1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0149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0785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58245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6791人。